提取传统优长 以济当下创作

它是民间的，群众的，野的；第二，它很生活化，是世俗的、娱乐的；第三，它非大道之器，但也有教益在内；第四，根本而言，“君子”（所谓道德高尚者）对它是不屑的，认为它缺乏雅正的品质——这些，我认为都是中国古小说传统的精魂或要点。

中国古小说又是极平实并富于生活气息的，摹世绘俗的意识和能力，在同时的世界文苑根本找不到第二家。这种摹世绘俗的意识和能力，正得益于中国人热爱现世生活并知道享受它的人文传统。

晚近做小说的，肯留心于中国古小说传统者甚少，所读所学，大多为西方小说。

其实，比较中国古小说跟西方小说，前者不惟历史久远，美学上也自成传统，对小说之为艺术有种种独到见地。以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为例，可知16世纪中国人关于小说之美已达到的深度与惊人的鉴赏力，以及何为小说显然不止有西方式的理解这一种……

只是，对这一切，已普遍地感到隔膜。

这情形，并非发生于一朝一夕。自上世纪末，由梁启超等发起“小说界革命”起，事便至此。传统中国文学之正宗，是诗文，小说则一向被视作“小道”，但一入新世纪，这格局倾遭颠覆。参与颠覆的人，包括梁启超、严复、夏曾佑、苏曼殊、林纾等望重之士，而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极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小说为国民之魂”，故“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经此一变，小说取诗文而代之，以小说为中心文体的“现代”文学格局从此诞生。

但这小说地位的提高，显非艺术的自然演进，而是来自于外部的社会变革的激进主张，确切地说，来自于急欲西化（或曰现代化）的救亡图新的需要。所以，“小说界革命”一方面固然使小说的地位大为抬高，另一方面，它又不完全是一个文学现象，而牵扯了重大的文化以至政治目的。于是，力主“以欧思入小说”，猛烈地打击中国古小说传统，不问青红皂白将旧小说一律目为糟粕，甚至让它承担所有的历史文化罪过。如梁启超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以当时情势，这种激烈与决绝在所难免，然而，后果却也无可挽回；自此往后，一般人心目中小说的正宗便是西方，而中国自身的小说传统则等而下之、类乎左道，所有运用旧小说形式与写法的作品，如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演义小说，通通被冠以“通俗”之名，以示其不登大雅的浅薄甚至恶劣。

从异域引入新的小说形式，采其所长，本无可非；要命的是，“小说革命”背后的那种优胜劣汰的进化论逻辑。1917年，钱玄同在一封致陈独秀的信中说：“其实若拿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洋新文学眼光去评判，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也还不能算做第一等。……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书，没有一部应该读的。若是能读西文的，可以直读Tolstol（托尔斯泰），Maupssant（莫泊桑）这些人的名著……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应该完全输入西洋最新文学，才是正当办法。”以钱玄同等的学养和鉴赏力，在平常心下，他们当不会对上述说法的漏洞无以觉察，然而，时势所致，他们只能置理性于不顾，充当极端化的破坏者，将中国古小说传统一棒打死。但是，这“突然死亡法”施于文学、文化，究属过于孟浪，纵收效于一时，殆害也将深远和难以消除。以当下论，时过境迁，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危困已得消解，但当时确立和运用的思维方式、观点却仍在延续，所谓“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书，没有一部应该读”的偏见，仍默默流传——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作者中间，据我接触所得印象，不读或基本不读中国古典小说者而言必称欧美的，大有人在。

其实，种族各异而文有不同，是再自然不过的，世界非但不因此而可悲，相反，倒是更加丰富多趣。根本而言，艺术发于心性，艺术形式、艺术传统的形成，往往是民族心性的自然流泻，里面的必然性远远大过迫于外因而做出的一时一地的选择；这一点，也一直被百年来中国小说史的现实验证着：“五·四”以还，用“西方”为准绳的“知识分子小说写作”虽然在以正宗、高等自居，但行路愈见狭小，于今索性生存似乎也成问题，反之，传续着中国小说自有传统的所谓“通俗小说”，则长盛不衰、受众广大（金庸便是典型一例）。对这种现象，“主流小说”往往以趣味高卑做辩解，虽然也能起到护短的作用，但并没能回答更深层和更实在的艺术问题，比如小说形式的历史审美积淀问题。我毫无否定中国小说现代性努力之意，这样的努力肯定是必要的；但我不赞同以现代小说排拒古小说传统，或在两者间建立任何等级关系。小说艺术之路应该兼容并包，尊重一切可能性，而非以此废彼或以彼抑此。从这观点和我们所处现实出发，目今中国小说如何恢复对自身传统的理性认识，如何将历史功利因素从对待中国古小说的态度中剔除出去，我以为，是比继续追风般地“引进”西方小说经验更为紧要的。

我曾在《文学评论》发表题为《中国的叙述智慧》之文。如这题目所表示的，还中国小说传统以本来面目，不单单涉及历史成就的评价问题，更进一步看，取决于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乃是一种整合了中国人特具独到的叙事智慧的艺术体系。我们知道，叙事之为艺术，与“本事”（故事）无关，而纯由叙事态度和手法来定，而这背后，则由一套审美价值观支撑着。古小说能在16世纪前后取得那么高的成就，岂能是空穴来风？实在因了在叙事美学上已具备了极深厚的底子。

曩往多有论者，据古希腊人长于史诗而中国古诗多为抒发性情的短制为由，断言中国文学叙事弱于抒情、写实弱于写意。这观点不单全然错误，且有颠倒黑白之嫌。中国固无《伊利亚特》式杰作，可是，在纪元前4－2世纪，中国的散文体叙事艺术却可以说举世无匹，既有煌煌巨著《左传》、《史记》，更有无数夹见于诸子著述中的寓言和故事。依散文体成熟的次序在韵文之后的普通规律而定，应该说，秦汉间中国的叙事文学能够在散文体中达到这样的高度，当是更先进更早熟的表现。尤其《史记》，那样精细的人物刻画，那样机巧的情节构置，即便越后一千年，亦不逊于任何写家——既然散文体的叙事能力已如此高超，又何必弃长就短而发展韵体的叙事诗？因此，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事实是，散文体和诗体很罕见地几乎同时成熟，并且从此各擅叙事、抒情之任，互无替代而俱得其纯。由各国文学实践看，以诗叙事实不得已，是因散文的叙事功能尚未成熟所致，是文学的早期性特征之一，试看现在各文学大国，哪里还有史诗创作的踪迹？它们现在的诗篇，也都如中国古代一样，走个人化、心性化的路子了。

中国古代叙事艺术所以能早早进化到散文体中去，直接看是艺术形式史现象，而从背后来看，实因中国作为最发达的农耕国，其生活形态社会化、世俗化程度更高所致。其时，世界上许多地方仍以游牧、渔猎为主，人际关系相当松散，居无定所，地广人稀，社会组织化程度远低于中国（中国则在商周时便已形成了井田制的大规模组织化农耕劳动），至少从传播角度看这一切都不利于散文体而利于诗体的发展（诗便于口传散文则便于阅览），不利于世俗化的小说而利于神奇化的英雄传说的发展。所以，西元之初两河流域诞生的是《新约》，两汉的中国却诞生了《史记》、《汉书》、《说苑》等，盖因后者的社会形态，已不复存在让体系性神话创作发育的土壤和空间；它是非常世俗化了的。

正是在此背景下，“小说”其物其名最先出现在了中国——这便是《汉书·艺文志》里的表述（庄子虽曾道过“小说”之名，但依鲁迅意见其言实非此义），而这表述，也非常准确地说出了早熟的中国小说所依托的社会环境：“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另可注意的是，下面班固还引述了一句据信为孔子论小说的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我细想了想，觉得《艺文志》之论小说，虽寥寥数语，但几千年中国古小说的发展，文化上和美学上确实都基本未出其域。第一，它是民间的，群众的，野的；第二，它很生活化，是世俗的、娱乐的；第三，它非大道之器，但也有教益在内；第四，根本而言，“君子”（所谓道德高尚者）对它是不屑的，认为它缺乏雅正的品质。

这些，我认为都是中国古小说传统的精魂或要点。首先，中国古小说绝对不属于“文人”（以今之用词则即“知识分子”），它叙事的观点、选择的素材、表现的情趣，皆须贴近刍荛狂夫、引车卖浆之徒这一类人。即便作者是自命不凡的文人，只要做起小说，也不得不舍己就俗，像西式的现代的小说（尤其20世纪以后的）那样以“精英”思路治小说乃至刻意与大众趣味为敌，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既以生活化世俗化为本，中国古小说一直便有着享乐主义特征。其表现于内容上，尽取想象的或现实的世界中一切有趣之事，正所谓无奇不成事，无巧不成书，但凡入得情节的，第一便是要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其表现于叙述上，则极重起承转合、腾闪挪移、关节相扣的律感动感，讲究以事带人、因人生事，置情节运动为首要，不喜对人物作静态描写（这也就是中国古小说何以对人物内心着墨较少的原因）。再次，中国古小说作为诸文体内“处江湖之远”的一种，不负重大意识形态和道德使命，于是历来较诗文多一分自由、少几许方巾气。它俗诚俗矣，但视野却无疑是最开阔最平实最无拘束的，纵观古小说整体，传统题材一曰搜奇二曰世说，这两者都是正统诗文所排斥不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古小说从一开始便专拣“子不语”大写特写，由《山海经》、《穆天子传》而《搜神记》而唐传奇而《太平广记》而《西游》、《封神》而《聊斋》、《阅微》，其间的种种怪诞不经，良莠相杂，但其作为野性的文字，仍葆有中国式的想象力之源。而在另一端，即《西京杂记》、《世说新语》、唐传奇宋话本中之一部分、明清市人短篇小说（《三言》、《两拍》等）之大部以及长篇《水浒》、《金瓶》、《红楼》里，中国古小说又是极平实并富于生活气息的，摹世绘俗的意识和能力，在同时的世界文苑根本找不到第二家（欧洲直到18世纪流浪汉小说起来以后，才渐渐可以在世俗化上与中国古小说媲美）。这种摹世绘俗的意识和能力，正得益于中国人热爱现世生活并知道享受它的人文传统（说到这一点，我们不知应对中国人宗教精神的匮乏表示庆幸还是悲哀——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确，中国古小说是过于现世的，它几乎没有什么超拔的精神，更不必说强大深刻的理性，而是彻头彻尾属于芸芸众生，其优劣终难一遽而论，但历史地看，这世俗的文体无疑打破了载道文学的一统天下，而成为人们的快乐之源。